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和心理结构，其中伴随着农民身份的转换。处于“现代化宿命”的中国乡村社会，身份关系的复杂性，呈现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这些由人情、法律、身份、利益交织的人间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层次的焦虑和不安，极有可能具有相当的破坏性。
即将
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预计会对上述难点对症下药。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
统筹发展要动真格
【侨报记者张扬10月8日北京报道】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当务之急是城市加大反哺农村的力度，并将农民工培训成产业工人，“统筹发展不是空口说的，要从实际措施上动真格。”
张虎林说，过去体制下，农村单向支援城市，而中国已发展到这个阶段，需城市反哺农村，因为“城乡收入实质上的差距，我一直认为超过6个亿。如果不能控制这种差距，总有一天会爆发”。
“政府要对农民工的地位从长远来考虑，纳入规划里，从农民里培养一大批产业队伍”，张虎林说，不能简单看作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农民会越来越少，这也是历史趋势，“也要有相应配套措施来完善，农民工应受更多教育，以多种形式培养他们。”
“农民工为国家建设付出很多，但权益与地位始终被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一切与城里人享有的待遇，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得到，且有些部门还设置各种障碍，阻挠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与生活，这是没良心的做法”，张虎林说。
张虎林表示，有关部门需制订相应法规，让用人单位在招收农民工时须进行岗前培训，有了约束力，才能让各种体制健全，更有助保障农民权益。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成勋：
农民“返贫”问题严重
【侨报记者郭子宁10月8日北京报道】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成勋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须重视日益突出的“返贫现象”，避免脱贫农民的生活水平重新返回到贫困线以下。
李成勋说，在中国贫困线标准较低的前提下，中国2007年尚有1439万贫困人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农村，不均衡的态势直接影响农村发展。
李成勋表示，“在实现新农村目标的过程中，二元制的束缚使社会公平性、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成为突出问题”，重要的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变农村为城镇。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城乡须走出社会福利二元化
【侨报记者孙延10月8日北京报道】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7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改革社会福利的二元化，是城乡二元背景下户籍改革的关键。
“取消户口迁移限制，可作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蔡昉说，“户口不是一切，关键是户口的含金量，即户口背后的城乡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完善与平等”。
蔡昉说，“城乡社会福利二元化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地方政府很希望改变户口差异，财政却未提供同等服务的能力。
他表示，中国要从均等公共服务入手，逐渐开放户口，走一条符合城市化进程的道路，让城市社会保障从更高层次上统筹，首先让流动人口享受到同等社会保障。
蔡昉指出，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及社会保险等不可携带，农民工每次转移都要重新办理相关社会保障，久而久之，农民工和单位都失去积极性，“所以要改革目前社会保障的迁移限制”。
“出现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由于城市发展快，而农村发展慢”，蔡昉说，目前城市从农村获得的都是年轻劳动力，这是对农村人口比例的严重扭曲,造成农村“空心化”，阻碍农村发展，“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是永久性、彻底性流动，最终还要回到农村”。
（编辑：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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